央广网北京7月22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1936年的西安，一段震动中国人的历史，定格在12月12日深夜──东北军、西北军官兵根据张学良、杨虎城的命令冲向了蒋介石在临潼的驻地华清池。惊闻枪声大作，蒋介石从五间厅翻越后墙，摔伤后仍逃到山间，被东北军营长孙铭九搜出。见到这些人并无伤害之意并向自己敬礼，蒋介石又摆出上司的架子说：“你把我打死好了！”孙铭九等马上回答：“副司令（指张学良）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接着众人将蒋介石扶下山送进西安。这个称为西安事变的抗日兵谏。

　　西安事变看似有偶然性，其实又是历史的必然。1931年“九一八”国耻之后，全国民众在激愤之中除了谴责南京当局，也把当时统率东北军的张学良称为“不抵抗将军”。这位“少帅”的内心也极为痛苦。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北平，虽奉有南京政府不要刺激日本的命令，本人确也想以退让息事以免伤实力，因而要求沈阳方面不要抵抗。结果，侵略者袭击轻易得手，十几万东北军浪落关内有家难归。

　　“九一八”后几天间，日本便侵占中国最富庶的东北之大半，仅武器一项便缴得飞机260架、火炮3091门、步枪手枪11.8万支，加上其他资财其所掠达17亿银元（这相当日本大半年的军费）。日本迅速解决了经济危机，六年间国民产值翻了一倍多。

　　九一八之后，一向欺善怕恶的东洋鬼子得寸进尺，又攻上海、华北，南京政府虽被迫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其“交涉”仍是退让，屈辱的条约一个接着一个。这时，不仅背着“不抵抗”黑锅的东北军积愤满腔，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成为英雄的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剿共”后，1933年末也与红军达成协定，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这一事变虽被镇压，国内其他要求反蒋或逼蒋抗日的声浪仍继续高涨。1936年6月广东陈济棠联合广西李宗仁又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口号也是要“北上抗日”。可见，蒋介石一天不改变立场，一个个事变便会接着发生，西安事变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西安事变的发生，又反映了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愿望。经过从“九一八”、“一二八”、长城抗战，全国抗日浪潮不断高涨。1935年12月9日，北平上万大中学生迎着警察的高压水龙，身上结着冰仍呼喊团结抗日的口号，标志着全国知识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内战不能再打，抗战则势在必行。第二年的12月，正是在北平经历过“一二九”游行的学生在西安前往蒋介石驻地请愿遭卫队镇压，张学良流着眼泪终于最后下定了“兵谏”决心。此时国民党的多数官员和中央军的绝大多数官兵，也不愿再调兵往西北打内战而要求到东部御外敌。连当初与蒋介石联手“清共”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也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是自杀政策”，主张从“攘外中求安内”。

　　出于全国的压力，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并提出“守土抗战”（这一口号仍有局限）时，全国各党各派都表示尊重他的领导，全面抗战之初也成为其一生中受到最多国人拥护的时期。后来他受到绝大多数国人反对，恰恰也是因为抗战结束后便发动内战。至于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按照周恩来后来的讲法，的确是千古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