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显著优势,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经国序民,正其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究竟“优”在哪里?要做到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守正,还应如何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百位专家谈中国制度》,特邀百位专家纵论优势、聚焦发展。今天(14日)播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 提升中心城市核心引擎作用》,解读专家: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战。

  开篇立论

  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实行扁平化管理,形成高效率组织体系”。这是新时代一项全新的任务,是针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现状提出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发展战略。

  有问必答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四中全会文件为什么要聚焦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问题,体现了怎样的发展新思维?

  王战:中央把优化行政区划配置的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大举措。四中全会文件非常准确、非常清楚地描述了国家治理、城市治理和基层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原来的城市治理是通过行政区划来实现的。到了今天,我们市场发展有很多方面的生产要素流动已经超越了行政区划,不能完全按照行政区划配置。如果完全按照行政区划配置,那我们这个市场经济很可能就变成条块状的市场经济、割裂的市场经济。中央关注到了这个问题,要进行有效配置。中央将长三角一体化提升为国家战略,本身就有在这方面做的探索。

  在上述的战略谋划中,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承担的是怎样的职能?

  王战:四中全会把这个问题提到国家治理的高度来认识,相信我们将会有更实质性的突破。城市群是围绕着其中的一个中心城市转的。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可以通过城市群的办法有效地解决。这也是四中全会在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当中,关于城市治理专门提出的一些具体要求,关键是中心城市的发展必须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

  目前,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发展过程中正在解决以及将要解决的是哪些关键问题?

  王战:目前,我们的轨道交通是不完整的。比如北京、上海中心城区有比较完整的轨道交通,但郊轨不完整,城市之间的城际铁路也不完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的城市群是不完整的城市群。另外比如社保、医保是否能够跨行政区域?信息化对应于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就是智慧城市,它的形态更多的是扁平化。四中全会特别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整个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是以程序为中心,是以人民为中心设置程序,政府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决定》提出的“优化行政区划设置”这个精神,其实早有实践。近年来,全国大中城市纷纷通过优化行政区划实现城市发展的扩容提质。但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打破区域行政壁垒——知易行难,具体该怎么做?

  王战:扩区的问题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浦东新区就是扩区,当时上海受制于中心城区面积太小,没有空间去发展,浦东新区为上海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杭州围着西湖转,后来面向钱塘江,余杭和萧山进去后,经济又发展了。扩区提质问题对于区域高质量发展是必需的,但是要因地制宜。

  随着《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的发展规划都已出炉。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该如何因地制宜地推进不同等级城市的发展呢?

  王战:中国在东部地区具有形成城市群的条件,还有很多基础设施建设、轨道交通的配套问题,政策上的配套要做。在中部地区,我们重点突出的应该是城市带,可以把城市带看做是城市群战略的一种形态。比如,长株潭实际上是一个城市带,河南开封、郑州、洛阳也是一个城市带。在西部我认为更重要的,城市的发育程度达不到建城市群,充分把大城市建设好,形成一个都市圈。比如,在新疆乌鲁木齐和周边的石河子等几个小城市可以形成一个都市圈。

  数说优势

  1949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只有10.64%。2018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

  近年来,城市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格局不断优化。“十三五”规划纲要列出了19个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以10.4%的国土面积,集聚了40%左右的人口,创造了超过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2018年末,我国城市个数达672个。其中,大城市成为推动地区和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动力”。2019年,全国有17个城市GDP跨过万亿元台阶,这17个城市经济总量在全国占比超过30%。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又带动城市群的形成和壮大。(记者吴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