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9月29日消息（记者杨静 林馥榆）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在这次表彰中，于漪老师是基础教育领域唯一的获奖者，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今天（29日）的特别节目《功勋》推出《于漪：三尺讲台系国运》。
1977年，神州大地百废待兴，我国的教育事业也迎来了春天。北京和上海分别在电视上直播中学老师讲课，后来有人回忆说，当年问出差去上海的同事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对方答：大家都围在电视机旁，争着看于漪老师讲公开课。
“备课、上课”，这是90岁的于漪最熟悉的两件事。从教68年，她主持的语文公开课超过2000节，早已是教育界的大明星，可她还总说：我一辈子都在学做教师。她说：“做一个老师是了不起的，如果做一名教师，做学生的良师益友的话，可以使很多学生从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到懂得做人的道理，从无知到有知，所以我这一辈子最崇高的目标就是做一名合格的、优秀的教师。他会恩泽莘莘学子。一个孩子如果碰到一名合格的、优秀的教师，真是一种幸事。”
于漪的学生时代是幸运的，相继遇到著名词曲学家任中敏、著名音乐教育家顾西林、国学大师黄侃的弟子赵继武等名师大家。在于漪的记忆里，教国文的赵继武年轻又儒雅，进教室不带教案，只在手里攥两根粉笔，留给学生的却是一生的教诲。“比如他教李密的《陈情表》，他就教一个字。茕茕孑立，‘茕’上面注意是一个草头，光荣的荣的写法，下面注意是一竖，不是一撇，脊梁骨不是弯的，脊梁骨要直，记住贫贱不能移，再穷脊梁骨要硬。他教的是字形和字音，但是在我们学生的心中，撒播的是做人的种子。”于漪回忆。
那是于漪心中老师的模样，从此成为她一生的向往。后来，她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当了历史老师，短短7年就编撰了两本历史小册子，而就在这时，于漪被要求转教语文。于漪说：“我不是中文系毕业的，不是科班出身，改行教语文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我要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中文系的一些课程都涉猎一下，把它读完。我要做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那就是要博采众长，认真地学习。所以当时我的想法是，我要在课堂上站下来，那就必须做到八个字：胸中有书，目中有人。就这样夜以继日，每天不过午夜不睡觉，明灯陪我过半夜，这样我就逐步在课堂上取得了发言权。”
老伴听她在电视上讲公开课，忍不住感慨：这哪里是普通的讲课，分明是用生命在歌唱；同行听于漪讲课后惊诧：同样的内容，于老师每回都能讲出不一样的精彩。只有于漪清楚，她是如何当艺术品一样精心打磨每一节课：“我备课，为了改自己的口语，我真的把每一句都背下来。每天早上走一刻钟的路，都是在脑子里过电影。怎么讲、怎么开头、怎么铺展开来、怎么形成高潮、怎么结尾，我是把它当作艺术作品来教。”
从事语文教学的第二十个年头，1978年，于漪被评为新中国第一批特级教师。此时，一个更大的课题在她心里挥之不去：语文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初，于漪撰文《改革弊端，弘扬人文》，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学科的基本特点”，这个观点被21世纪语文课程改革的课程标准所采用，深刻改变了我国语文教学的模式。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校长向玉青从心里敬佩，身处三尺讲台，于漪却总能为孩子着想，站得高，看得远。向玉青说：“她真的站得高。在语文教学上，于老师强调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学科。工具性就是一种技能，但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又融合了思想性、政治性、社会性。于老师讲的教书育人，最根本的是立德塑魂。她看得很远。她有句话，教师身上的担子，一头担着学生的青春岁月，一头担着祖国民族的未来。”
从教68载春秋，于漪一直记着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的话：“在每个孩子心中最隐秘的一角，都有一根独特的琴弦，拨动它就会发出特有的音响，要使孩子的心同我讲的话发生共鸣，我自身就需要同孩子的心弦对准音调。”
心弦共鸣，是一种幸福。于漪把它写进自传《岁月如歌》的扉页上：“拉开层层心幕，往事历历眼前：教海沉浮，岁月如歌，被白发欺人奈何，却道天凉好个秋！”
于漪说：“学生成长了，是自己的最大幸福。因为教师的生命是在学生身上延续的，教师的价值是在学生身上体现的。”
心弦共鸣，是一种力量。有人看了于漪的公开课，从此对三尺讲台心生向往。
青年教师：当初我在电视上听到您说，茕茕孑立这个“茕”的那一竖就是民族的脊梁，我深受感动，然后我也来当老师了。
于漪：那好啊，我跟你讲啊，因为我们民族总要传承下去，年轻要有为。
90岁的于漪常常会被请去给青年教师讲课，只要身体允许，她从不推辞。一肚子的经验，她竭尽所能地想告诉给更多的为人师者。如今荣获“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于漪说，这是全天下教师的荣誉，也是提醒大家：三尺讲台，也有千斤重担。“我们国家把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希望都交给我们老师，我始终感到身上有千斤重担，肩膀上的责任是非常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