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重庆8月12日消息（记者白杰戈 陈鹏）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新长征 再出发”系列报道已经启动两个月，记者重走长征路的行程也接近尾声。其实，关于长征的故事并不只在二万五千里的路上。

　　今天的这一段故事，源自近90年前的一封家书。它的背后除了有坚定投身革命的青年，也有失去丈夫之后坚强生活的妻子、用半个世纪寻找父亲的女儿，还有他们的后人如何在当代的生活中去理解先辈的选择，传承他们的精神。

93岁的周美瞻拿着父亲青年时代的照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 白杰戈 摄）

　　周美瞻的童年时代，“父亲”一直是个空缺的概念。“对父亲没有印象，完全不知道。我当时还不到两岁，妹妹比我小一岁半，父亲就走了。但是我记得四五岁的时候，我和妹妹在家里的柜子里翻东西，找到了两个玻璃的奶瓶，两个奶瓶。不是竖直的，是横着的，像一只牛一样，母亲说这是父亲买回来给你们俩吃奶的。”周美瞻告诉记者。

　　两只玻璃奶瓶，几乎成了父爱的惟一证据。那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四川合川县，周美瞻和妹妹与母亲张永芬相依为命。初中毕业，周美瞻要离家去上高中了，母亲告诉她，祖母那里有父亲留下的一封信：

　　家书片段：

　　快信接读，令我万分忧虑，妻弟都陷于病乡，这的确要算是家庭的最不幸的事情；因此而来，热烈地期待着我急速返家以顾全妻弟的情义。这在家庭方面似乎是唯一的办法，只有我回家才可以挽救家庭，才是家庭的出路。但在客观一点看来，事情完全不是那样，你们简直没有用理智去观察一下，一切都是概属你们感情的想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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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于我亲切的家庭，早已想到了周密的深刻的具体计划，解决了家庭的问题，实在用不着我最近无谓的返家，来妨碍我远大的前途了。……

　　这封1930年3月从上海寄出的信，是父亲留给家人最后的消息。和信一起保存下来的还有他的一张黑白照片，这是周美瞻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模样和字迹，此前的十多年，只有梦里的想象。

　　周美瞻：照片也是第一次看见，那是第一次知道父亲的样子，好激动，那个时候我已经初中毕业，比较懂事了。

　　记者：在看到那封信、那张照片之前，您想象当中的父亲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周美瞻：有时候做梦会有父亲信来，高兴得不得了。

　　记者：梦到他信里写什么了？

　　周美瞻：模模糊糊的，主要就是一心一意地想知道他的一点信息，哪怕是了解到一点信息也是高兴得要命，结果醒来，哎呀，也是一场空。

　　按照父亲的叮嘱，母亲让周美瞻和妹妹周美纯上学识字，她们的名字也是父亲留下的，美好的美，瞻仰的瞻，纯洁的纯。“瞻”字对学生来说太难写了，但周美瞻坚持不改名：“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那个‘瞻’很不好写，一般人也不懂，有人就说跟你改个名字吧。我说不改，就叫这个名字，这是父亲给我取的名字，我一定不改，这样父亲来找我才能找得到。”

　　父亲最终没有回来找周美瞻。而几十年后周美瞻去寻找父亲，才知道他的名字从信件落款的“周先哲”、乡邻们熟知的“周祯”到上海的“周际可”，然后又改了一个字。改名的原因，跟周美瞻从小听到的传言有关。“别人说，周祯是共产党，是共匪头目，特别是他跟家里面中断了联系之后，那两三年当中说他的就更多了，‘周祯肯定是共匪头目，你们得注意噢。’我跟妹妹都很害怕，在家里哭，我妈妈就说不要害怕，相信你父亲一定是好人。”周美瞻告诉记者。

　　这一份相信，只能藏在心里。周美瞻不敢跟同学提起父亲的身份，也不敢多问母亲：“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平常也不敢多问，怕妈妈伤心，不敢问父亲的情况。但是没有信，她也没有办法，只有盼望和等待。”

　　她们怀着盼望和等待迎来新中国成立。从五十年代开始，因为说不清父亲的情况，周美瞻遇到了麻烦。她说，过去的二三十年，对父亲不在身边没有怨恨，直到这个时候，才有了一些委屈和埋怨：“对他没有任何怨言。后来工作当中不顺利的时候，反而有了一点儿埋怨的情绪，不管是牺牲了还是怎样，总该给我们留个信息吧？因为始终无法交代父亲的下落，自己背上了黑锅，好像被人怀疑成了反革命后代，特别是几次申请入党都过不了关。怀疑我父亲到底是叛徒？是特务？还是国民党？”

　　即便如此，周美瞻还是一直把父亲的信和照片带在身边。“这几十年来都是随身带着，像宝贝一样一直带在身边。我都不知道是怎么保管下来的，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碰到挫折的时候，觉得爸爸讲的那些话很鼓舞人，觉得他目光远大，不怕一切困难，不计牺牲自己的一切。那封信影响了我们一生。”她说。

　　那封信里，周美瞻的父亲除了为家人规划未来，也提到了自己的安排：

　　家书片段：

　　我现在准备很忙，决于日内同友人赴北京再转道满洲，俟机会经日本到欧洲去再为深造，……请你们对我勿念吧！

　　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去北方，也没有出国。五十年代，周美瞻曾经给上海有关部门写信查询父亲的下落，还在当地的报纸登过寻人启事，都没有回音。

　　1983年，合川县划归重庆市管辖。这一年的一次党史征集座谈会上，有人提到50多年前，在上海的入党介绍人周际可。另一个人提出：“周际可，会不会就是后来红十五军的建军领导人之一周吉可？”

　　根据这条新的线索，周美瞻先后去了上海、湖北、北京和江西，寻访到周际可在上海的地下党同志，以及周吉可在红四方面军和红十五军的老战友，最终证实：周际可和周吉可，就是那封家书中的周先哲、周美瞻失散了五十多年的父亲。

周吉可和两个女儿的照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 白杰戈 摄）

　　党史资料记载，周吉可在1930年5月，也就是写完那封信之后不久，就受中共中央委派离开上海，到鄂东南参与组建红军，先后担任红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随军转战鄂、豫、陕、川边境，参与和组织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以及反“围剿”斗争。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4月渡过嘉陵江，6月在懋功（今小金县）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这位革命青年一路上的细节，没有更多记载。但从地名可见，那几年他其实离家乡不远，但最终都没有回到亲人身边。

　　1988年，周美瞻拿到了父亲周吉可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这是他寄出诀别家书之后的第58年，牺牲之后的第53年。1935年8月，周吉可29岁的生命，终止在长征途中的川西高原。

　　2019年7月底，“记者重走长征路”的报道，正播到川西高原的雪山草地：

　　小金县史志办主任王学贵：红军当中曾经有人走不动了的时候，就用数数的办法走。比如说走100步就停一下，再走100步又停一下，后来没法走100步了，走50步就必须要停一下，再走30步，慢慢就走不动了。但是不能停，一停下来有的战士就永远起不来了。

　　周美瞻和家人一直关注这些报道。

　　周美瞻：我天天都看的，特别关心他们重走长征路，每天都看。

　　女婿张学思：那天我们看过草地，因为外公就是过草地的时候牺牲的。

　　女儿周晓林：我们还在打算，什么时候我们开着车也去走一走长征路。

　　周美瞻的女儿、女婿退休之后，接替母亲去寻访外公当年的足迹：

　　女婿：有了这一份亲情在里面之后，每到一个地方，凡是有红军的我们就要看一下，更进一步地了解红军的历史。”

　　外孙女姐妹俩张诗佳、张诗佩：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去北京，我妈带我们去那个军事博物馆，说去找一个人的名字……

　　而在更早的时候，他们带一对双胞胎女儿去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参观，也找到了“周吉可”这个名字。“后来外婆写了很多材料，都是手写的，让我们在电脑里打出来，那个过程中我们也了解了不少。”周美瞻外孙女说。

　　这两代人，出生和成长在新中国成立后以及改革开放后，没有经历过周吉可当年那样国家危急存亡的时代，似乎也不用面对那样生死诀别的选择。

　　外孙女姐妹俩：本来觉得长征都是课本上的，离自己特别远，后来知道原来我们家还出过这样一位人物，就觉得比较自豪，但还是觉得很不容易，这么小就离开家庭，把小孩还有妻子都抛在老家去干革命，觉得还是很勇敢很有勇气的。”

　　记者：但是作为一个妻子来讲，如果收到丈夫写来这样的信……

　　外孙女姐妹俩：会很崩溃吧

　　女儿：肯定说，干什么去了，到哪去了，怎么会扔下这么大一个家庭不管呢？我带两个孩子那么辛苦，压力那么大，你说走就走，肯定不理解啊。

　　周美瞻：现在有些人就是不理解‘你父亲怎么那么狠心呢，把你们丢下不管’，他们不理解啊，不能理解。

　　重庆一家媒体报道周吉可的故事和周美瞻寻找父亲的经历，在标题中用打引号的“绝情“来形容那封信。周吉可在信中请母亲保重身体，安慰她不久之后就能再见面。但在结尾表示，自己以后会很少再写信。

　　家书片段：

　　请你们原谅我以后是很少与家庭写信的，现在总是不能回家，有信无信都请不必对我挂念，你们也不必与我写信寄来，书信往还，反转令你们对我加倍怀念。

　　敬叩 万福！！！

　　周美瞻的孙子周雨龙今年24岁，跟周吉可当年写信时一样的年纪。他说，结尾这几句，是整封信的三千多字中，他印象最深的部分。“刚看到的时候觉得很疑惑，为什么会是对家人那么决绝的一个态度？后来也是慢慢才逐渐去理解的，很多年之后才理解到。可能还是设身处地想了一下他当时身处的环境。肯定会有很大的挣扎，他之所以表现得那样决绝，我觉得一方面是想说服自己接受这样的决定，另一方面决绝地不去联系，是对自己家庭，也是对整个革命队伍的一种保护吧。”

　　外孙女姐妹俩：他也会意识到，如果自己去参加革命，有可能就和家里人再也见不到了，会有一点诀别书的意思。但是又希望家里不要太挂念，所以就用一种‘谎言’的形式告诉家里我要去干什么，但是不需要家里特别的挂念，但是自己心里面肯定还是很想这个家里的。我觉得能够为国家作出这个伟大的选择，他对家庭肯定也是有背负这个责任的，只是当时他选择了这个大家。

周美瞻与家人合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 白杰戈 摄）

　　姐妹俩接受采访的时候，妹妹的儿子喊着来找妈妈。

　　周美瞻女儿：你唱首歌吧。

　　周美瞻曾外孙李乐城：啦啦啦，啦啦啦……

　　他唱的这首《卖报歌》，创作于上个世纪30年代，周吉可离开之后的上海，不知道有没有传播到长征路上。眼前3岁半的孩子还唱不清歌词，他应该很难再见到街头叫卖报纸的场景了，也不需要经历“吃不饱，睡不好，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的生活，只用把开头的“啦啦啦”当作欢快的表达。这可能就是八、九十年前，他的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父亲离家不再回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