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8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在这场深刻改变中国、深刻影响世界的伟大变革中，有多少波澜壮阔的征程，有多少值得铭记的时刻？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踏着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轨迹，寻访到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记录他们的回忆、他们的思考、他们的展望。

　　回望历史，是为了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中国之声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见证》，今天推出《王灿发：中国的环境法还要保护全球的环境》。

　　央广网北京6月7日消息（记者徐菁）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王灿发，1958年8月生，祖籍山东。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环境律师。他第一个在全国建立起民间环境维权法律帮助组织——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第一个开通全国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热线。他参与了中国大多数与环境相关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改，是中国环境立法的积极促进者。

　　1978年，20岁的大队会计王灿发考上大学，离开故乡的村庄。他的第一志愿是法律。在他看来，法律在农村很有权威。比如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在农村就很有权威，他也想到公检法部门为平民百姓主持正义。他说，第一个志愿报的是吉林大学法律系，第二个志愿报的是西南政法学院，前两个志愿都是学法律。

　　追求公平正义，是王灿发的朴素初心。1983年在北大进修期间，他第一次接触到环境法，由此开启持续至今的事业。

王灿发接受央广记者采访

　　王灿发说：“我毕业后就去厦门大学教书，当时人才奇缺，本科生上讲台都需要去别的学校进修。1983年，我去北大进修。当时任何课我都听，有一个程正康老师讲环境法，说环境法不仅是要保护自己国家的环境、保护自己周围的环境，还要保护全人类的环境，要为全人类服务。于是一拍即合，这种思想与我的内心追求特别相符。”

　　抱着对环境立法的热情，王灿发再度深造，并在此后的教学和工作中努力实践。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多数人对“环境保护”的概念一无所知，环境立法几乎一片空白，当时只能从国外借鉴成熟的立法经验。

　　王灿发介绍，环境法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世界共同性。世界共同性指各国虽然遇到的问题有所不同，但是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以及立法，大致都相同。中国较早借鉴的是日本的环境立法，90年代对美国的立法借鉴得比较多，90年代中期以后，对于欧洲、日本、美国等多国立法，中国都有借鉴。比如现在的环保法中有一个按日计罚的制度，就是美国许多法律中规定的。

　　法律和环境，一个是专业，另一个是使命。二十余年中，王灿发先后主持和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多部环境法律和法规的起草及修订工作。他说，对于中国的环境立法而言，借鉴别国的法律通识固然重要，但扎根于中国土壤的具体法律实践更能提炼出有用、有效的司法条款。

　　王灿发表示，比如固体废物法，在2004年修改的时候，他们将长期打环境官司积累的经验和问题带到立法机关，使得法律里规定了四个条款，是有利于污染受害者的条款，这在之前没有先例。条款又在2008年的水污染防治法中得到进一步规定。在王灿发看来，这是对立法的促进。

　　对法律的信仰，不仅在于对文本的熟知，更在于对实例的热忱。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污染问题在局部爆发，污染受害者往往是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1998年10月，王灿发在中国政法大学创办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1999年11月，他自筹资金开通全国第一条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热线。二十年，782个司法个案，让无数手足无措的污染受害者获得无偿法律援助。

　　王灿发介绍，案例有不少，印象比较深的或者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是石梁河水库被污染，一共97户农民起诉山东的两家化工厂。

　　石梁河水库是江苏省最大的人工水库，1999到2000年间，上游鲁南地区工业废水涌入石梁河水库，曾引发3起特大污染死鱼事故。由于污染地跨山东、江苏两省，损失惨重的连云港市97户渔民维权接连碰壁，索赔无望。

　　王灿发说，在他们的帮助下，农民向法院起诉，经过几年的诉讼，97户农民得到560.4万元的赔偿。在王灿发看来，这不仅是解决了农民的损害，更重要是工厂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往水库里排污水，因为一旦排污就要支付赔偿金。这是王灿发等人建立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所追求的目标。

　　支撑他前行的当然还有成就感。在王灿发的大力主张下，2014年，“环境优先原则”被写入《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王灿发说，在我国法律里，包括环境保护法都规定“保护优先原则”，并不是“环境优先原则”。“环境优先原则”指的是，当环境与经济建设及其他方面的建设发生冲突时，应该优先保护良好的环境。若还进行“协调发展”，而不是强调“环境优先”，大气污染何时能够治好？

　　从“环保”是个生僻词的时代，一路走到人人谈论空气、水和土壤的今天，大众环保意识的萌芽和成长，凝聚了王灿发们的不懈努力。

　　王灿发表示，实际上中国的环境法在某些方面比发达国家更进一步。在法律方面，我国唯一能够在国外传播或者介绍经验的就是环境法，因为我国的环境污染、环境生态破坏来得太猛烈、太突然，所以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手段，比如被告举证制在发达国家都没有普遍实行，但是在我国实行了；再比如对于可再生能源的鼓励，《清洁生产促进法》是全世界唯一把清洁生产制定出一部单独的法律。这些，我国可以向国外进行经验介绍。

　　但舆论的聚焦远不是王灿发专注环境诉讼的最终目的，他只是希望看见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他说这一切，人人有责。在他看来，我国经济活动太剧烈，在一小块地盘上，排放了太多污染物。每个人都要尽量节约资源、尽量低碳消费，这样才能过更好的生活、环境才能更好。

　　见证者说

　　王灿发：今后我国的立法应该把环境法作为一个完备的体系来制定。环境法要国际化，要和国际接轨，不仅是为了保护我国的环境，还要保护全球的环境，而且要真正把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和条约融化到国内的法律中。我国过去借鉴了发达国家的立法，现在一些国家也可能借鉴我国的立法。所以，我们也要讲好中国环境法治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