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12月30日消息（记者沈静文 见习记者万存灵）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一年一度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8日到29日在北京举行。伴随着会议昨天（29日）闭幕，乡村振兴战略成为201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农村工作推进的关键词。会议全面分析了“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间表，并设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
新的重农强农信号，为何选择此时发出？城市和农村、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将如何互动？“三农”政策的延续和调整，有何深意？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以“乡村振兴”为重要战略，则兼有新意和分量。今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度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遵循。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这一战略的目标任务进一步明确：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认为，兼顾“当前”和“长远”，是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突出特点之一，“以前历次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更多的是针对当时的一些突出问题，和近期要做的工作，作出安排布署。这次的会议主题，乡村振兴战略，既会管当前，也会管长远。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未来三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三农’是短板；未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三农’也是短板。要把‘三农’问题挑出来，统筹各方面力量进行集中攻关，这需要一个有影响力、有凝聚力的大战略。”
而在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锡文看来，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应“时”而生，更应“人”而生，“现在有近6亿人在农村，这是常住人口，不包括流动进城、外出务工经商的。如果到2050年城镇化率达到80%，那农村还有3亿人。数以亿计的人在农村生产生活，怎能不把其建设好？我认为，这是中央从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考虑的。”
农业强则中国强，农村美则中国美，农民富则中国富。党的十八大以来，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被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如今举“战略”之力，需应对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叶兴庆的答案是“体制机制”，“最困难的是如何推进自然要素真正地向农村流动。在市场化进程中，自然要素总是向效率高的地方、向工业、向城市转移。如果没有国家的规划、没有政策的干预，乡村甚至包括农业就会自然地衰落下去。我们提出振兴的战略，就是用来矫正市场。”
以改革之力换农村收益，安徽天长试水已久。截至12月，天长已有151个村全面完成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共确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50.7万人，量化资产超过8000万元。天长市农委党组成员房华玄介绍，集体资产收益都被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分红，“下一步我们将探索财政补助资金折股量化方式，同时开展建厂房发包、参股入股经营等形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赋予村民更多财产权益。”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七条实施路径中，除了“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也被摆在重要位置。城市与农村、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关系是否非此即彼？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表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基础正是对城乡关系、变化趋势和城乡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并不矛盾，城市和农村是命运共同体。现代化不能够建立在城乡分割的基础上。要通过城市的发展、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来带动农村发展。比如城市化发展了，对农产品就有更大需求，农产品的市场就更广大了。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可以带动农民就业，还可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到城里落户。”
城乡壁垒如何突破？浙江嘉善可作范本。2008年起，嘉善县率先开展以农村住房置换城镇房产的试点，由政府在城市核心区块建造房子，农户自愿用宅基地置换。今年五月，嘉善县姚庄镇武长村村民王坤华以170平米宅基地置换镇里两套房子，市场价在200万元左右，加上各项补助，他只需个人出资25万元，财产性收入大幅增加。姚庄镇人大主席蒋胜强表示，试点进行到第三批，政策又有突破，“原来一期二期集体建设用地是宅基地，宅基地不可上市交易，现在把它的土地性质改变了，全部国有划拨，都是拿不动产证，即城市中的经济适用房，这就可以上市交易。”
差距越小，公平越近。这种公平，既在城市与农村间，也在不同规模经营的农户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坦言，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不能追求大规模经营，而目前一家一户小规模又难有高效益。为此，下一步，农业部门对新型经营主体扶持力度将与其带动小农户数量挂钩，以此促进小农户增收，“鼓励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土地互换、土地入股等，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规模效益。要把对新型经营主体的政策扶持力度与其带动小农户数量挂钩，鼓励各地将政府补贴量化到小农户、折股到合作社，引导推动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小农户建立紧密利益联结关系，通过保底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带动农民分享农业产业链增值收益。”
“公平”同样属于投资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农村振兴，鼓励社会各界人士投身乡村建设。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指出，城市与农村不应被人为对立，这是会议提法的题中之意，“早期的时候，明确地提出‘不鼓励工商资本长时间大面积到农村去占据农民土地’，认为这样会侵害农民的利益。直到现在，仍然可能有人这样说。实际上，这种认识存在很大误解。如果乡村振兴了、产业发展了，首先就业机会增多，农民很可能就近在家里找到就业机会，也不存在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问题。其次，乡村振兴了，乡村的要素价值就会在市场中充分体现出来，农民拥有的要素通过确权登记颁证后，可以通过入股或者其他一些形式分享得到收益。乡村振兴战略虽然不是直接保护小农利益，但是，小农户是最重要的一个受益者。”
政策有调整，更多的则是延续。会议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在“制度性供给”这个新鲜概念下，承包地到期再延30年、“三权分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产品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等一系列熟悉名词都被涵盖。李国祥解释，事实上这是对既有改革措施的一次系统梳理，“这种制度性供给的概念，就是要通过改革、通过制度创新、通过政策完善、新政策的出台，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逐步地清理出去。制度性供给，实际上就把我们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的一系列‘三农’政策、改革进行一次梳理，有一部分政策我们可能都放弃了，梳理出来的都证明是行之有效、未来还要继续坚持的政策。”
习近平接见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