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上海6月1日消息（记者沈静文 吴善阳）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我很难想象我不参加高考会在哪里，从初中开始我就要参加高考，我就想要读大学。即使是我高考第一年不像现在这么顺利，我恐怕无论如何都会选择再复读。”上午9点40分，复旦大学刚刚结束一堂“《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哲学课。从云南昭通的漫漫群山到上海复旦的三尺讲台，19年鲁绍臣最知道自己走过的万水千山，“其实我昨天晚上几乎没有睡觉，基本一晚上在备课。我差不多5点钟才到家，睡到6点半起来，把我小孩送到学校，然后再来上课。”
到上海、上复旦、当老师，鲁绍臣成为大山里的一个传奇，一直是远近乡邻用来教育孩子的身边榜样。1998年，鲁绍臣揣着录取通知书，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泼机镇张基屯村出发时，并不知道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到底有多远，几天才能到达。他从村里翻山越岭到昭通就用了12个小时，再从昭通乘汽车到昆明转火车。两天两夜，两千多公里，他一路抱着自己的行李，不敢撒手，“我第一次去报到的时候，因为很小又不太熟，没有去过外地，抱着自己的箱子很害怕被别人拿走。中途有一个大叔看我这个小孩挺可爱的或者是挺可怜的想请我吃饭，我也不敢吃他请我的饭。”
上大学的喜悦，去大城市的向往，还有那许多对未来的朦胧憧憬并没有抵消鲁绍臣内心深藏的忐忑，家里种的那几亩田，如何才能支撑四年里几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学费）我印象中应该是四千五。在学校这里减免一半，我自己交一半。看我那么好的大学，这个家拿一点，那个家拿一点表示祝贺和支持，再亲戚也给了一点，拿着这些来了上海。当时来也是很没有底的，也很害怕，怕以后怎么办，当时就跟我妈说你不用担心。因为当时贷款（政策）还没出来，我就说我可以去勤工俭学。”
鲁绍臣嘴里说得响亮，可是心底却一片惶恐，父亲有伤残，母亲得独自操持一大家子的生活。正当全家人为鲁绍臣的学费发愁时，央行颁布《助学贷款管理办法》，我国助学贷款制度开始起步。1999年，国家助学贷款试点工作正式在北京、上海、天津等8个城市启动，“一知道有贷款这件事情，我就跟我爸说我不需要你们再给我借钱。虽然我当时对贷款是陌生的，也不知道流程，当时也没有现在所谓的信用体系，银行卡当时我也是第一次办。我对贷款这件事情也不是很排斥。他们后来才告诉我，我是第一批贷款中的第一个，我后来吃了一惊，我说怎么会变成第一个？其实当时有的学生是把贷款这件事情视为一件不怎么能够愿意接受的一件事情。”
高中时期的鲁绍臣
虽然没有个人征信系统、没有芝麻信用评分、没有实物质押担保，但贫困大学生抵押了对未来人生的信心，国家收获的是未来社会的希望，“我记得场景是在叶耀珍楼的一个小教室里面，100%的学生都没有贷过款，也没有填过贷款合同，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不能改、不能动的，就觉得可能这里填错了再改一改就好了。我记得当时负责贷款的浦发银行的人就说，我带了双倍合同来发现都不够，因为同学们第一次都不知道如何去填。”
到今天，通过十八年摸索，国家助学贷款不仅可以在大学校园里申请，还能在家乡先办好贷款再去上学。而相对于以前的助学金政策，助学贷款是提前一步把责任和义务交给了大学生自己，“虽然有的人会说以前不收学费多好，我也不用贷款了，客观现实是他收学费了，实际上他也是逼迫你去考虑你的责任，毕竟大学不是义务教育。债务和责任是同一回事情，它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这下知道自己是成人了，是有责任的。”
鲁绍臣在星空讲坛
对于借贷者，完成借款手续、拿到钱也仅仅是故事的一半。本世纪初，“大学生逃避还贷”曾是频繁见诸报端的关键词。鲁绍臣则认为，一个成年人就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我完全还掉应该是2004年，2004年硕士还没有毕业。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个还没有到期我为什么要提前还，我不希望它变成我生活需要去花很多的精力去处理的事情，当时就赶快还掉。”
为了让自己能担得起责任，鲁绍臣努力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本科没有谈恋爱，我当时在学校的组织部勤工助学，我要去帮他们去拿信件什么的，基本上只能在课间间隙去拿，很多时候都是跑步的，生活非常紧张。这个时候要去想象很悠闲地谈恋爱，好像当时就觉得几乎不可能。而且当时我连什么是谈恋爱都不知道，我想想要一起去逛街、一起去喝咖啡多浪费钱、多浪费时间啊？”
鲁绍臣
如果说，助学贷款是有温度的造血干细胞，输向受助者，鲁绍臣们的努力则使受助者的肌体活化，焕发出更大的生机，“实际上在借国家政策的血液来发展和培育自己血液，几年下来我还是蛮感恩政策的，某种程度上自己也抓住了机会，整个生活的状态感觉在逐步改善。”
鲁绍臣做讲座
据教育部数据，2016年，我国资助普通高校学生4281.82万人次，资助金额955.84亿元，比上年增加12.72%；全年共发放国家助学贷款263.21亿元，占高校资助总额的27.54%，是高校资助资金的重要组成。贫困大学生因此有了完成大学教育的保障，有了更多梦想的可能。
千年端午永续家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