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5月29日消息（记者解朝曦）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有一种人：他们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是文明进步的领跑者，是开拓创新的实践者；他们以知识的力量承载着国家前行的希望。他们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讲述当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情怀与担当。
记者：听说您是出身医学世家？
刘远立：我的爷爷、太爷爷他们都是中医，像我父亲应该说他继承了我祖祖辈辈的行医悬壶济世的情怀。从小我就是体会到当医生很不容易。
记者：您怎么评价自己的性格？
刘远立：我这个人喜欢折腾，喜欢做一些创新引领的事情。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最小的干部就是班长。一直当干部。
记者：您做了一辈子的公共卫生事业，您觉得这一行的使命是什么?
刘远立：绝大部分的人不生病的时候神吃海喝，生病了病急乱投医。所以需要一批专业的人员，关口前移，让影响整个人群健康的一些危险因素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夏日。芳草萋萋的校园内，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正在向研究生讲授着公共卫生学。眼前的刘远立，穿着纯黑色衬衫，身材魁梧，目光睿智，举手投足之间散发出强大的气场，“大健康就像交响乐团一样，我们做公共卫生的人相当于一个乐队的指挥，我们的责任是在合适的时候让合适的乐手来发挥它最好的作用。这个协调、联动的作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窗外，北京入夏的第一场大雨挥洒飘摇。雨声风声，声声入耳，也牵动着刘远立的童年记忆。上世纪六十年代，年仅五岁的刘远立跟随当军医的父亲走南闯北，所行之处都是山区村落，晚上便在牲口棚的草垫上过夜。遇到雨天，常常是“外面下大雨，棚内下小雨”。个中艰难困苦，自不必说，而父亲身为医者的妙手仁心，更在刘远立幼小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父亲白天给官兵们看病，晚上就给老百姓（看病）。我们家晚上是门庭若市，我看我父亲经常就是晚饭凉了都没办法吃。我说医学的本质——有时治愈，时常帮助，永远安慰，实际上集中体现在我父亲的行医的过程当中。”
碘缺乏导致的大脖子病、维生素缺乏导致的失明……目睹父亲行医之时，刘远立也对农民疾病缠身、缺医少药的境遇感同身受。1984年，刘远立师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创始人林竟成教授，在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自此，公共卫生事业成了他一生的坚持，“（公共卫生是）把整个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给他做诊断，采取一些社会改良的工程来加以控制，包括环境的治理、人类行为的改变，让人群健康能够改善，能够为更多的人服务。”
1987年，刘远立赴美深造，随后留在哈佛大学任教。他与同事首创“医疗卫生体系学”，为全球各国医改指明了方向。
虽身在异国，却始终心系故乡。1993年到2000年，刘远立往来于哈佛和中国之间，足迹遍布中国的300个贫困县，用行动践行着家国情怀。陕西、云南、贵州……八年里，他挨家挨户做田野调查，并在八个省的十个县试点了农村合作医疗。2002年，刘远立牵头的调研报告发布，直接推动了我国新农合医疗制度的全面铺开。他深有感触地说，因病致贫并不是一串串冷冰冰的数字，背后的故事和一个个被现实击垮的家庭，让人黯然神伤，“这个顺口溜就是都能不同方言你来听到，就是‘小病养，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我很深切的体会，没有医疗保障制度，贫困地区的农民就不断的要在倾家荡产还是治病救人的当中进行抉择，这让我们有一点良心和责任感的人感觉到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在刘远立的心中，祖国，不只是在她发达时要去分享她的成果，而是在她遇到困难时要贡献自己的力量。2013年中国医改步入攻坚阶段，53岁的刘远立不顾周遭不解的目光，毅然决定回国。他说服哈佛校长成立了中国卫生系统培训中心，十年间培训了七百多名卫生系统的专业人员，“很多朋友觉得我脑子进水了。你在哈佛那么好也很受人尊敬，而且你现在回国，黄金的年龄已经都过了。我的想法恰恰相反，2013年53岁，回来正是我人生应该说是年富力强，而且非常成熟的时候。”
作为公共卫生事业的创新者和开拓者，刘远立的身上，散发着压倒一切困难的勇气和魄力。全职回国三年间，他夜以继日，在北京协和医学院重新创建了一所国际化的公共卫生学院，并参与了我国第一部《基本医疗卫生法》的立法和《健康中国规划纲要》的制定。对此刘远立从不觉辛苦，反而欣慰。就像他自己常说的“一辈子没做别的，就是公共卫生”。“男儿千年志，吾生未有涯”。三十多年，关注民众健康，建言医改破冰，初心始终未改。刘远立不求有功、但求无悔，这一路，行走得豁达而从容。，“我越来越觉得其实你自己有没有价值，你的良心是最重要的裁判。我也不指望我说的所有的东西都被人接受，每一个建议都能成为一个政策，所有的人都会欣赏你，但求无悔，今后跟我的孙子重孙讲故事的时候，我引以为豪就行了。”
首个“海上丝路邮轮”从意大利启航
